《儿童，天然的现象学家：梅洛-庞蒂心理学中根本的和原初的经验》
作者：[美]塔利亚·威尔士
译者：吴娱
版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5年7月
关于童年的学术研究似乎都脱离了儿童的经验
弗兰纳里・奥康纳写道：“事实上，任何度过童年的人，都拥有足够的生活知识来度过余生。”在一本书的开端就断言童年和我们对人类状况的理解息息相关，似乎有些老生常谈。当然，童年极大程度地塑造了我们成年后对世界的经验。一个人出生时的处境——遗传、家庭、阶级、文化环境——开启了一个人不得不延续的历史。叛逆永远是对过去的叛逆；即使我们通过拒绝过去来定义自己，叛逆也是不可避免的。在成年生活中，童年之所以存在，不仅因为它或好或坏地构成了我们的身份，还因为我们会在人际交往中将其展现出来。我们的人际关系中充满了对自己童年的讨论。我们在新的友谊中比较过去的幽默和悲伤故事。我们与自己的孩子一起重温过去，想知道我们是否应该用与自己不同的方式来教育他们，想知道我们的行为会对他们产生多大的影响。
人们对童年的浓厚兴趣不仅停留在日常生活中。儿童心理学的学术研究是如此多样化和专业化，以至于没有一个人能奢望掌握与儿童有关的海量同行评议文章和文献。然而，尽管童年显然对我们的自我认识至关重要，但我们真的能够有意义地谈论儿童的经验吗？我只能通过记忆来了解童年的自我，而那些记忆的真实性往往值得怀疑。由于我对童年的看法会随着我成年后生活的变化而改变，因此似乎不可能说出我两岁、五岁或十岁时生活的真实情况。任何关于童年的学术研究似乎都完全脱离了儿童的经验。我们怎么能说出儿童——尤其是语前儿童或仅具有最低语言能力的儿童——的感受、想法、愿望和认知呢？
本书通过莫里斯・梅洛-庞蒂的跨学科儿童心理学研究工作来探讨儿童的经验。这些工作承认进入儿童世界的困难，但鼓励我们采用现象学的方法来克服这些挑战，并拒绝将儿童对象化。在这些工作的进程中，梅洛-庞蒂发现对童年的研究为成人的具身经验的本性带来了启发。我们的具身存在并不是对人类状况进行科学解释的限制，而是其基础。在1948年的一次广播讲话中，梅洛-庞蒂解释说：“我们不能再自以为是地认为，在科学中，纯粹的、无止境的理智可以让我们接触到一个没有任何人类痕迹的对象，就像上帝看到的那样。”我们必须从“经验”这样含混且难以量化的东西入手，这一事实不应让我们觉得它不科学，反而应该让我们避免未经质疑地相信科学的“客观性”。
《仙境之桥》（2007）剧照。
我们的身体经验从未被如此深入地研究过。神经学、遗传学、心理学和精神病学批判我们的哲学先辈，因为那些先辈们错误地认为理智问题与物理－心理的存在所关注的那些过于人性的问题无关。我们认识到，我们的心理和身体发展会影响成年之后的反应。遗传学的研究让我们重新审视和质疑有关我们自由的假设，对人类发展的研究也让我们质疑，是否可以仅通过研究成人来了解动机、性格、自由和主体间性的本性。对人类发展的研究有助于勾勒出塑造人类经验的多重影响，这些影响的范围从生理和心理的重要性到文化、语言和环境。为了避免在研究儿童经验时遇到的挑战，人们当然可以假设儿童经验的诸相关方面会在成人身上重现。然而，儿童固然活在成人之中，但只研究成年经验的方法却无法理解儿童如何活在成人之中。我们需要一种现象学——一种对儿童世界的探索。
早年生活与我们的知识论和心理学都息息相关
梅洛-庞蒂的著作中有大量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学方面的论述。他在讨论儿童经验、人类发展、社会和文化规定以及科学研究的作用时，他的研究方法具有很强的跨学科和兼收并蓄的特点。梅洛-庞蒂将各种不同的研究资源融会贯通，从而考虑到文化影响是如何在童年经验和我们对童年经验的研究中打下烙印的。心理学本身也不能幸免于文化的过度规定。通过描述他对认知心理学的批判以及对格式塔理论和精神分析的赞赏，本书探讨了梅洛-庞蒂的工作，研究了其如何论证我们生命最初经验的关键的现象学重要性。因为这些经验构成了我们日后有意识的成人生活所赖以建立的原初的、史前的基础，所以早年生活与我们的知识论和心理学都息息相关。
鉴于梅洛-庞蒂处于现象学和后现代主义两大传统的交汇点，我们很难概括他的现象学和心理学著作。我们可以把梅洛-庞蒂描绘成埃德蒙德・胡塞尔遗产的继承者。如果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他的巨著《知觉现象学》上，就会发现他对知觉本质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原创性研究。梅洛-庞蒂扩展了胡塞尔的现象学，宣称现象学的还原总是未完成的。他的创新性跨学科方法利用了各种实验研究和心理学理论。无论梅洛-庞蒂是通过胡塞尔被视为笛卡尔-康德传统的延续，还是被视为创造了一种严肃现象学的替代概念，这一解释线索都强调了他的现象学倾向。另一种解释则将梅洛-庞蒂视为后现代主义的先驱，将其遗作《可见与不可见》置于中心位置。梅洛-庞蒂令人回味的“肉身”概念，他对心灵与身体以及身体与世界之间界限的瓦解，显然使他超越了传统现象学的知识论关切。
《仙境之桥》（2007）剧照。
梅洛-庞蒂的著作对具身化理论、现象学和认知科学的跨学科研究具有启发性，但他的著作中有一个方面在二手文献中受到的关注相对较少，那就是梅洛-庞蒂的儿童发展心理学。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学的研究蓬勃发展之后，今天几乎所有思想家都赞同童年对个体发展的重要性。人们普遍认为，早期儿童阶段对个体主体性的构建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早期儿童阶段受到的创伤、伤害或虐待通常比成年后的创伤更容易导致病态行为。然而，童年经历是否具有更广阔的哲学意义呢？鉴于人们对梅洛-庞蒂作品的接受大多基于他的哲学著作，他的心理学仅仅被看作是为其主要现象学论题——关于主体间性和我们的具身化条件——提供实例。
本书从梅洛-庞蒂的儿童心理学入手，简明扼要地阐述了梅洛-庞蒂对儿童发展的理解，以拓展当前的研究，并说明为什么梅洛-庞蒂的心理学本身就是对人类状况的一种令人信服的独特描述。为了让梅洛-庞蒂的新读者和心理学学者都能读懂这本书，我在写作时尽量少用专业术语。《儿童心理学与教育学：1949—1952年索邦讲座》是本书的主要参考资料。梅洛-庞蒂的这些讲座内容非常丰富，英文版长达459页。它们是实验工作、实地研究和理论的富有说服力的丰硕成果。
在这些讲座中，梅洛-庞蒂会引用、分析和批判二十多位心理学家、人类学家、神经学家、文学家和哲学家的观点，他时而对这些人物的作品进行详细解释，时而只用姓氏一笔带过。我没有对梅洛-庞蒂的所有文献进行研究，而是集中研究了那些与澄清他自己的理论最相关的文献。当需要阐明某个特定主题时，我引述了一些当代研究成果。这本书是第一本关于梅洛-庞蒂儿童心理学的专著，我预计，在过去和当代的著作中，有许多丰富的参考文献都将在以后得到探讨。
我将重点放在梅洛-庞蒂儿童心理学的一个核心解释上：儿童的经验是有组织的、具有社会互动性和独特的。梅洛-庞蒂试图在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与心理学和哲学研究之间取得平衡。前者的研究展示了成人与儿童之间的冲突、我们的教养方式以及我们的童年理论的文化定位，而后者则倾向于将人类经验普遍化，以理解其基本性质。
通过对格式塔理论和实验研究的关注，梅洛-庞蒂阐明了儿童经验是如何组织起来的。儿童的经验本质上是社会互动的，这一观点是主体间经验的悠久历史的基础，而主体间经验先于我们在经典心理学和哲学著作中发现的更为抽象的理智形式。儿童并非全神贯注于内心世界，而是参与进世界之中，在和他人打交道。儿童是解释世界的积极参与者，而不是文化信息的被动接受者。最后，童年是独一无二的这一观点突出了梅洛-庞蒂对心理学的指控的关键部分，即心理学在试图将童年理解为成年经验的前体时，必须避免贬低童年。儿童不是最小化的成人，而是具有自己独特的互动和理解方式的存在。
梅洛-庞蒂是否希望通过自己的哲学回到童年？
或许，我们的原初经验也是从历史上来看的原始经验这一论点是一种毫无根据的浪漫主义。梅洛-庞蒂的描述不仅想唤起人类存在的这一早期要素，而且还想“赞美”童年，因为它揭示了我们真正沉浸于世界之中。使我们脱离根本的混沌本性的可能不是别的，而是我们在走向成熟的过程中日益融入的社会－文化－语言世界。孕妇、儿童、艺术家和诗人让我们回到与世界的真正联系中，而文化和历史的多样性正是源于此。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在重复浪漫主义精神的经典主题——儿童、诗人和女性由于没有沉浸在文明之中，所以更能“接触”现实。诗人、画家和音乐家将是我们摆脱现代社会的束缚和非自然影响的救星。梅洛-庞蒂坚持童年经验的重要性，我们可以从他的个人经历中找到答案。萨特回忆道：
1947年的一天，梅洛告诉我，他从未从无与伦比的童年中恢复过来。他知道那个私人的幸福世界，只有年龄才能把我们赶出这个世界……如果不是这个失落的天堂，他又曾是什么？——这个狂野且不配享有的幸运，一个无偿的馈赠，却在堕落之后变成了逆境，使世界荒芜，使他提前幻灭。
梅洛-庞蒂是否希望通过自己的哲学回到童年？通过夸大童年经验的价值，他是否渴望肯定自己“无与伦比”的童年？
梅洛-庞蒂确实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关于童年的全面而积极的论述。但他绝没有忽视幼儿期的冲突，也没有主张回归幼儿期。他并没有说主体只是一种副现象，应该被抛弃，转而追求一种无主体的存在状态。然而，我们必须小心谨慎，不要认为主体及其历史是我们存在的唯一历史。我们必须质疑，主体的历史是自我奠基的，还是如前所论，奠基于更初级的经验？梅洛-庞蒂以自己的方式继承了胡塞尔的“从事情本身开始”的传统。以经验为起点和终点，需要一种不把任何哲学假设视为理所当然的方法。原始经验，无论是在梅洛-庞蒂那里被视为混沌的社交性，还是在加拉格尔和斯塔沃斯卡那里被视为互动的和对话的经验，都为哲学提供了一个非思辨性的基础，它仍然是关于人类境况的存在主义方法的一部分。我们必须回到作为心理物理和历史存在的主体，以克服以往哲学的偏见。这项研究的一部分就是要追问：个体发生叙事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和塑造了我们的哲学和心理学。
《仙境之桥》（2007）剧照。
在这种不预设哲学有能力提出普遍真理的存在主义方法中，有两种意识形态出现了，它们可能是危险的。
第一种是科学所扮演的角色。如果我们的任务是从此时此地开始，从具身化的主体开始，那么我们难道不应该求助于正确构想的科学吗？科学的儿童心理学难道不能更好地捕捉发展中的儿童的真实状况吗？如果我们承认哲学的问题在于其对唯心主义理论的先入之见，那么科学似乎就是充分的和完全的存在主义。另一种是相对主义。既然“此时此地”的情况千差万别，把统一的理论强加于这种多样性之上，这难道不是最大的偏见吗？为什么要假设所有的童年在结构上都大致相同呢？也许文化条件塑造了我们的经验，以至于我们甚至无法知道原始存在的基本特征是什么。
梅洛-庞蒂的原初的和根本的经验理论并没有否认这些批评的重要性，而是回应了这些批评。显然，每个人的社会、文化和历史处境都不尽相同，而且，科学对于我们进一步了解人类境况也是不可或缺的。然而，科学方法永远无法捕捉人类境况的现象学。它永远无法把握经验中的世界，而正是通过经验中的世界，科学才找到了自己的起源。当我们研究我们是如何被抛入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不仅物理条件是相关的，而且我们的出生是所有经验的可能性条件。在此，我们要论证的是，对于哲学而言，出生的条件以及随之而来的成长比之前的假设更为关键。
在绘画中，看到的是“感觉与被感觉的不可分割性”
此外，文化相对主义与科学心理学一样，依赖于一种在上帝视角中的实存。我站在与自身经验脱节的立场上，注意到不同群体之间的文化差异。我回到这个世界，宣布不可能形成任何连贯的经验理论。在梅洛-庞蒂看来，一幅儿童的绘画所揭示的关于我们与具身化的自我和世界的本质联系，要多于那些将我们与任何共同经验的隔绝断言为普遍真理的理论。文化差异确实存在，但所有的文化差异都产生于同一个世界。最后，我们要指出梅洛-庞蒂儿童心理学的主题如何在他后来的哲学著作中获得重生。
梅洛-庞蒂生前完成的最后一篇文章《眼与心》探讨了他关于绘画、创作和感知的一些最具启发性的想法。成年的画家回到了儿童的经验，回到了儿童的诞生，回到了存在的诞生：“可以说，人出生的那一刻，母体内的某些东西实际上是可见的，但同时它本身和我们又是可见的。画家的视觉是一种持续的诞生。”绘画唤起我们与世界的亲密接触；它阐明了一种形而上学。这种形而上学揭示了我们在生活中遇到的具有文化偶然性的观点、意见和争论的多元性基础：
我们心目中的形而上学并不是一套可以在经验领域中寻求归纳理由的分离的观念。在偶然性的肉身中，有一种事件结构和一种情景特有的品质。这些并不妨碍解释的多元性，事实上，它们正是这种多元性的最深的理由。
塞尚因在其作品中表达了无法通过其他方式表达的真理而备受赞誉。艺术创作不是对世界的拒绝和对幻想生活的接受，而是对世界的创造性参与。
梅洛-庞蒂回到了他二十年前在《行为的结构》一书中对科学心理学和批判哲学的否定，他写道：“只有画家才有权观察一切，而不必对他所看到的进行评价。”判断需要限定和声明；判断要求我们将自己视为独特的、局部的主体性。它们强调我们的身体是被观看和评判的对象，就像镜子里的影像一样，并将我们从活生生的经验中剥离出来。我们的教育训练我们将自己与他人和世界分离开来，将其分解为各个组成部分并加以分析。相反，在绘画中，我们看到的是“感觉与被感觉的不可分割性”。在梅洛-庞蒂看来，我们必须努力捕捉视觉和生命中这一看似自相矛盾的方面，在这里有一种“外部的内部”和一种“内部的外部”。
《仙境之桥》（2007）剧照。
我们也许会回答说，像梅洛-庞蒂这样的人也能从塞尚身上看到这一点，但那是由于他所受的教育和所处的阶层，与他所探索的原初生活的共同基础相去甚远。当我们认为当代艺术“困难重重，与常识背道而驰，这是因为它关注的是真理；经验不再允许它满足于常识所珍视的清晰直白的概念，因为它们能带来心灵的平静”。是常识的灌输使我们对现代艺术视而不见，而不是现代艺术必然是晦涩难懂且拒人于千里之外。常识判断假定世界可以划分为可测量的部分，就绘画而言，我们传统的西方绘画就是我们眼中的世界。感知现象学说明，我对世界的感知并不像一系列“现实主义”的绘画那样，因此现代艺术可以更真实地反映视觉，而不是更不真实。我们对前面所讨论的童年经验独特结构的关注，说明了除了“寻常的”意义之外，意义的生成是如何以其他形式发生的。
画家能够发现我们经验的本质，因为她发现自己是所画事物的延续。画家将主体意识形成后受到干扰的存在的各个方面结合在一起。塞尚拒绝区分情感与视觉、自我与他人，这种孩童般的经验在他的画作中显露出来，在这里，“本质与存在、想象与真实、可见与不可见——一幅画混淆了我们所有的范畴，铺陈出肉身的本质、实际的相似、无声的意义的梦之宇宙”。塞尚唤起“肉身本质”和“无声的意义”的能力，并非诉诸人类不朽的、灵魂般的实体，而是诉诸普遍的诞生条件，用海德格尔的话说，诉诸人“被抛”到世界上的原始方式。
绘画作为一种“持续的诞生”，提醒我们再次审视婴儿与他人之间的不分。父母对儿童的体验和儿童对父母的体验并非来自两种分离的生命，而是来自相互的“生命秩序”。正如梅洛-庞蒂在谈到混沌社交性阶段时所写的那样，他人的意图被视为自己的意图。梅洛-庞蒂在其遗作《可见与不可见》中进一步阐述了这些主题，宣称身体与世界并不分离，它们相互交融，消解了自我与世界之间的区别：“既然世界是肉身的，那么我们在哪里为身体与世界划定界限呢？……被看见的世界并不‘在’我的身体中，而我的身体最终也不‘在’可见的世界中：就像肉身应用于肉身一样，世界既不包围着我的身体，也不被我的身体包围。”肉身，就像婴儿期的混沌社交性一样，为我们呈现了一种经验的元素，它打破了传统的自我与他人、身体与世界之间的分离。
解读梅洛-庞蒂1952年之后作品中这些复杂主题的一种方法，是显示其在儿童心理学中的共性。这并不是要否认其他的灵感来源，而是要表明，梅洛-庞蒂后期的“本体论”概念与他早期的著作相一致，与他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最初的著作中提出的观点是同样具体的、以经验为基础的。童年经验不仅是历史性地形成的，也萌生于一个人的每一次经验。后续的工作将有助于阐明乐于观察儿童心理学具体实验的哲学家，与认为可见者的中心是不可见者的哲学家之间的联系。
本文选自《儿童，天然的现象学家：梅洛-庞蒂心理学中根本的和原初的经验》，较原文有删节修改。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原文作者/塔利亚·威尔士
摘编/何也
编辑/张进
发布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