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观新闻记者 蒋京洲
2025年，苏良秀，95岁；达朋芳，87岁。
据公开报道，她们很可能是成都大轰炸仅存的仍在世受害者。她们在等待一个公正的判决，等待一份迟来的道歉。
从1938年11月8日到1944年12月18日，整整6年零40天。日本对重庆、成都、乐山、自贡、松潘等地进行了惨无人道的无差别轰炸，造成大量平民死伤，无数房屋被毁。
2006年，各地受害者以“重庆大轰炸”的名义，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承认战争罪行，并进行道歉赔偿。2015年2月25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驳回全部诉讼请求。2017年12月14日，日本东京高等法院维持原判。2019年12月，日本最高法院终审仍维持原判。
从诉讼的角度来看，大轰炸受害者对日民间索赔已过去近20年。如果从1992年，重庆市民呼吁对日索赔开始算起，时间已过去33年。而从炸弹落下，万千家庭家破人亡的那一刻至今，许多人已带着战争伤痕，悲怆地走完了一生。
2025年8月13日，达朋芳接受川观新闻记者采访。 蒋京洲 摄
巴蜀泣血
1941年7月27日，成都的天黑了。
上午11时45分，日本海军航空队108架轰炸机遮天蔽日，分四批向成都市区投下炸弹。城市陷入火海，建筑化为废墟。死难者的鲜血染红锦江，重伤者的呻吟惨不忍闻。
苏良秀右腿触目惊心的伤痕，是日寇战争罪行的铁证。
“我家的7人和3个亲戚，都在我家房后的一棵核桃树下躲避。一颗炸弹从天而降，我的祖母、母亲、孃孃、表孃、大弟、二弟被当场炸死，我也被炸弹炸伤……我腿上的伤口里都长出了十多条蛆，医生用镊子帮我一条一条夹掉，告诉我不要再让苍蝇接近伤口，我就只能用被子一直盖住受伤的腿，不管天气再热都不敢掀开。”
苏良秀的表妹达朋芳，在“七二七”成都大轰炸发生时年仅三岁。她在逃命时被大人拉扯，手臂脱臼，因未得到及时救治而落下终身残疾。“好好的一个家，就这样支离破碎。你看我这左手，根本抬不起来，这一辈子都这样了。” 达朋芳说。
十三岁的张明锦，从硝烟中爬起，看到的景象如同地狱：“我看见妈妈左眼被炸伤，血从眼眶里不断外流，只有抱在妈妈怀中的妹妹没有受伤。但是我父亲头被炸伤，样子很难看地死去了。我的姐姐也死了。”
那一天，炸弹撕碎了上千个家庭，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家破人亡，生离死别。翻开四川省档案馆编《川魂——四川抗战档案史料选编》，这样的景象，在1941年的四川几乎每天都在上演：
7月27日，成都。敌机108架，投弹426枚，烧夷弹20枚，伤905人，亡689人。
7月27日，绵阳、遂宁、阆中、三台、梓潼、万县、简阳、南充……
7月28日，万县、自贡、泸县、内江、忠县……
徐斌、苏良秀、马兰（苏良秀女儿）、老田（化名，日本志愿者）等人在日本东京合影 徐斌供图
箭在弦上
1990年，北京学者童增发表论文——《中国要求日本受害赔偿刻不容缓》。
山雨欲来。1992年，重庆市民请求在市人民代表大会上讨论民间对日索赔问题。同年，重庆大轰炸的两名受害者自发采取对日索赔的相关行动。
这一年，学者刘世龙就职的重庆出版社出版了《重庆大轰炸1938-1943》。两年后，刘世龙旅日留学，其间，他读到日本国立广岛大学教授横山英译为日文的吴嘉陵著《日本帝国主义空军轰炸四川的罪行》一文。
在广岛的另一件事，进一步坚定了刘世龙为大轰炸存史留证的决心。“我去广岛和平纪念馆，看过广岛原子弹受害者名册，其梳理之清晰、记载之详实令人感叹。如果重庆大轰炸这一历史惨案的情况长期不清不楚，既不能明辨是非，也无法告慰亡者。如果有人否认，我们能否拿出证据来驳斥?”
成都大轰炸民间对日索赔原告团成员在日本东京街头进行宣传。 徐斌供图
与此同时，日本方面一批有良知的律师也在行动。
土屋公献，1943年作为学生兵加入日本海军，亲眼目睹许多同学战死。战后，土屋公献进入东京大学法学部学习，后成为一名律师。自1995年开始，他担任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日本辩护律师团团长，后又为重庆大轰炸受害者辩护。
2002年12月13日，另一名日本律师一濑敬一郎接受委托，成为重庆大轰炸受害者民间对日索赔原告团的代理律师，开始对重庆大轰炸受害者进行访谈取证。
2004年12月，一濑等多名日本律师到访重庆，开始首次对大轰炸受害者进行访谈取证。同年12月，一行人访问成都，调查成都地区的受害事实。这些浸透血泪的控诉，成为日后庭审中的关键证据。
2005年，土屋公献罹患癌症。直到2009年去世前，他仍在关心731部队细菌战和大轰炸受害者索赔诉讼案件的进展。他把一切托付给一濑敬一郎，请求他斗争到底。
多年的涓滴努力，在此刻汇聚成河。一场注定艰难的跨国诉讼已箭在弦上。
2005年12月30日，刘世龙教授、一濑敬一郎律师、权田茂（湖南文理学院日籍教师）在成都市春熙路合影。此行他们商议成都、乐山、自贡、松潘等地大轰炸受害者寻访和档案报刊调研等重要事项。 刘世龙供图
东京审判
2006年3月30日，诉讼团代理律师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递交诉状，重庆大轰炸受害者作为原告，起诉日本政府，要求其对各原告谢罪，并支付一千万日元赔偿金。
法院立案。重庆大轰炸受害者民间对日索赔诉讼开始了！
受害者们不断涌现。2008年7月、12月和2009年10月，诉讼三次追加，原告从最开始的40名已增至188名。
日本东京地方法院裁判现场。 徐斌供图
受重庆大轰炸成都地区诉讼团团长文仲委托，四川君益律师事务所律师徐斌成为成都地区诉讼团的代理律师。“因为我是南京人。”徐斌告诉记者，“我的爷爷、奶奶是南京大屠杀的亲历者。路过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时，奶奶说什么也不肯进去。她的一个好友在南京大屠杀中失踪了。她一直在害怕，怕在遇难者名单上，看到那个熟悉的名字。”
2006年10月，东京地方法院开始第一次庭审。法院要求，各原告须从中国到日本出庭。
当时，许多原告已年近耄耋。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们赶赴东京出庭的决心。他们自筹路费，甚至孤身一人，前往异国讨要一个公道。
2014年6月，东京大轰炸牺牲者遗族召集座谈会，欢迎苏良秀老人赴日。 徐斌供图
2012年9月，74岁的达朋芳决定开始“一个人的远征”——孤身前往日本出庭作证。
“一个成都老太婆要去找日本人算账！”她的故事流传开来。同年10月，她站在了东京的法庭之上，40分钟的陈述，字字浸血。
一濑敬一郎告诉记者，日本民众对此次审判非常关注。在东京地方法院的31次庭审中，每次近100个旁听席都座无虚席。因人数太多，旁听的日本民众只能抽签进入法院。还有更多的人守在法院外声援。
妨碍诉讼的声音同样存在。徐斌说，一次出庭结束回旅店路上，一伙穿着旧日本军队制服的人，开车绕着他们打转，并用高音喇叭辱骂。还有一次，有人将点燃的鞭炮扔在一濑敬一郎律师身上，大骂他是“混蛋”。
法庭内的斗争同样激烈。一濑敬一郎回忆，2013年，法院单方面认为人证没有必要再出庭，“这是粗暴地完全否定原告的审判斗争，绝对不能承认。”为此，原告团、辩护律师团用明信片和传真要求法院采用人证，并在日本和中国各地开展签名征集活动。
“从中国过去的传真把东京法院的传真机都弄坏了。”徐斌说。同年11月，法院同意选取5名中国学者、4名日本学者、6名原告共计15人作为人证。
苏良秀和前田哲男（日本记者，专家证人）、刘世龙于2014年6月4日到东京地方法院出庭举证成都大轰炸受害实情的海报。 刘世龙供图
从2006年提诉讼，直至2015年。漫长的9年间，东京地方法院前后总共开庭31次，188位原告的血泪控诉，终于全部呈现在法庭之上。
2015年2月25日，下午三时，东京地方法院第203号法庭，一审宣判。在200多页的判决书里，详细记载了法庭调查确认的加害事实。然而面对如山铁证，法院却以《中日联合声明》等文件中，中方对于战争赔偿请求权的放弃为由，驳回原告方的诉请。
2017年12月14日，日本东京高等法院二审维持原判。2019年12月，日本最高法院终审宣判维持原判。由于日本是三审终审制，这意味着至此本案诉讼在日本已“尘埃落定”。
“完全是错误的、荒谬的！”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金明认为，即便是《中日联合声明》签订后，那些在日本侵华战争中遭受损害的中国国民，仍然保有对日索赔的权利。而“这一判决使得他们在日本法院寻求正义和公正的指望永远没有了可能。”
2007年4月2日，一濑敬一郎律师和刘世龙教授到建川博物馆调研。上照右起分别为：一濑律师、刘世龙教授和樊建川馆长。 刘世龙供图
回声不息
如今，苏良秀已难以行动，只能留在成都休养。达朋芳身体尚可，能向访客清晰讲述当年的故事。
金明、刘世龙已经退休，但其对于大轰炸对日索赔的研究和准备仍未停止。只要条件允许，他们打算在国内再次起诉日本政府，把这场官司继续打下去。
“法律的精神在于寻求正义。如果我们不去用尽全力追求，正义从何而来？”在金明看来，重庆大轰炸民间对日索赔的不公正判决公诸于世，本身就是对日本否认侵略战争行为的沉重回击。
徐斌完整地保存着2015年一审宣判的判决书。“这件事必须有人去做。”徐斌说，当年，日本侵略者对手无寸铁的平民展开屠杀，他们只需要拉动几个操作杆，按动几个按钮，就能制造惨绝人寰的人间炼狱。“当年我们无力反抗，而今天这场诉讼本身，就是我们的抗争！”
“维护人权和正义才是律师的灵魂”。一濑敬一郎已经75岁，他仍在土屋公献所追求的道路上艰难前行。近两年来，他持续向日本政府及相关团体要求归还在战争中掠夺的中国文物，并多次到中国实地调查。接受记者采访时，他即将前往太原和大同等地进行调查。
日本民众也深刻认识到侵略战争对于两国人民的沉痛伤害。一位广岛大轰炸幸存者告诉达朋芳，“我在战争中失去了母亲和弟弟。以前我总觉得自己才是受害者。现在才知道，对于平民的无差别轰炸本就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发明’……”
2015年，成都大轰炸诉讼团成员共同请愿，希望在成都人民公园建立成都大轰炸纪念碑。2018年，成都大轰炸纪念墙在成都市人民公园落成。每年7月27日，成都大轰炸诉讼团成员会在这里组织纪念活动，为无名死难者献上一捧黄花，向市民介绍这段沉痛的历史。
2025年4月，重庆大轰炸受害者团访问冲绳。其间，他们拜访了雕刻家金城实先生，请求其创作“重庆大轰炸受害者雕像”并设置在冲绳。
“我相信在这些微小的行动中，蕴藏着和平的力量。”一濑敬一郎说。
锦江的硝烟已然飘散，城市从废墟中拔地而起，那些在大轰炸中绝望的呼喊，那些在法庭上回荡的控诉，那些刻在石头上的名字，那些为正义奔走的身影——都逐渐远去了。
他们已不再年轻。但他们依然在有限的生命中，一次，一次，又一次，痛斥战争的罪恶，叩问律法的公正，呼唤和平的可贵。
这是他们为历史留下的回声。
愿山河永志。
参考文献：
[1] 刘世龙，一濑敬一郎，唐润明，徐勇《重庆大轰炸（含成都、乐山、自贡、松潘）受害情况鉴定书（上、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2] 四川省档案馆编 《川魂——四川抗战档案史料选编》，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
[3]金明,《中国民间对日索赔中的国际法问题研究——以重庆大轰炸受害者索赔为例的实证分析》
[4]徐斌，《战争记忆与成都大轰炸纪念碑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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